第一千三百零二章 首倡必谴，殿兴有福 (第1/2页)

「关二十天，让陈准进去躲躲风头吧。」朱翊钧看完了陈准的杂报，这种严肃的政治讨论，在民间其实没有多少受众，一定不如豪门秘密来的畅销，讨论度其实也比较低。
　　
　　可朝堂和民间，完全是两个温度，陈准现在是五品社学博士，他的杂报，一定会引起科道言官的口诛笔伐，因为《肉食者胜》和《藿食者败》的导向是完全一致的，最终导向，都是帝制终将灭亡。
　　
　　无论是封建帝制还是郡县帝制，本质上都是维持家天下叙事，而家天下是一切苦难的根源。
　　
　　把陈准关进去，就是让他处於无法选中的状态，这是保护。
　　
　　《藿食者败》，层层递进，首先讨论了为何会出现民乱。
　　
　　这一点，其实大明也早就讨论得很清楚了，贪得无厌的肉食者，总是发动阶级战争且总是获胜，而藿食者总是失败；
　　
　　肉食者无休止地将手伸向百姓的米缸，肉食者们并不清楚，究竟哪一次伸手，掏空百姓最後一把米。
　　
　　同样还有小农经济的脆弱性，高度封闭的小农经济，导致佃户、贫农、中农们对抗风险能力太低太低了，人口增加、粮食在天灾人祸之下减产，只能通过乱战，清洗过剩的人□，重新激活社会秩序等等。
　　
　　这一点，在当初瑞金田兵之乱後，就已经讨论得非常清楚了。
　　
　　民乱必然出现，百姓揭竿而起，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。
　　
　　肉食者总是获胜，藿食者总是失败，形成了恶性的向下循环，那想要民乱不再发生，或者减少发生，就要从两个角度去思考，阻止肉食者不断获胜，让藿食者获胜，打破循环。
　　
　　文章的第二部分，给出了五个具体的原因，总结藿食者总是失败的原因。
　　
　　第一，乌合之众。
　　
　　藿食者，吃豆叶的百姓，总是为了生存疲於奔命，巨大的生存压力，导致多数的藿食者，对自身利益的损害过度的敏感，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又天然缺乏认同。
　　
　　小到佃户恶从胆边生，大到席卷全国的民乱，都表现出了这种特性，因为过於看重私利忽视公共利益，导致了藿食者组成的队伍，往往是一大群乌合之众，任何缺乏组织度的组织，都会在斗争中失败。
　　
　　「就这一条，科道言官就会扣陈准一个歧视小民的帽子，而後站在民为邦本、本固邦宁的道德高处，对陈准骂骂咧咧，轻则和之前主动从学校离开，重则和浙抚朱执自杀以证清白忠心。」朱翊钧圈出了第一个原因，面色十分难看。
　　
　　陈准说话很难听，但这是客观现实，藿食者在斗争的过程中，缺乏团结性、组织性，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，而且容易被蝇头小利所分化，最终导致斗争失败。
　　
　　还田之前，乡贤缙绅们，往往只需要收买乡野之间那些恶霸、地痞、流氓等亡命之徒，就可以让藿食者选择忍气吞声，这些恶霸地痞们，往往会通过收拢跟班的方式，不断地分化农夫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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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「陈准的话有些太直接了。」李佑恭斟酌了一下，怎麽可以直接这麽明晃晃的讲出来？
　　
　　至少扯个农户缺乏足够物质基础的大旗，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因为不够吃，所以想不到这些，而不是如此直接的讲，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是草台班子。
　　
　　「因为他的文章，不是给士林的大儒、官吏们看的，而是给百姓们看的，所以才会如此直接。」朱翊钧笑着说道，他要对百姓讲，就要讲的这麽直接。
　　
　　第二，流寇之风。
　　
　　农民军多起於流民，逐粮而战，劫府库养兵。这导致他们极度缺乏治理意识，形成一种流动作战一补给耗尽一再流动的死循环。
　　
　　比如黄巢从山东打到广州，又打回长安，千里转战，却从未真正治理过一寸土地，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，也是如此。
　　
　　这样的军队如雪球滚沙，看似声势浩大，一遇挫折便瞬间崩解。
　　
　　没有稳定後方，就没有持续的兵员补充、确切的财政支撑、後勤补给和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，以地主为主的知识分子，也不敢真心归附。
　　
　　战争越打越像抢劫，军队越打越像匪帮，战略上无法完成从破坏到建设的质变，就是陈准说的第二个原因。
　　
　　「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，不要做流寇，而是王天下。」朱翊钧总结了下第二条，意思是农民揭竿而起後，应该做的是经营，而非流寇式行军打仗。
　　
　　第三，占田之恶。
　　
　　农民揭竿而起，其口号往往都和均田密不可分，但陈准列举了历代大规模民乱，这些民乱，从未真正实现过哪怕一次的、彻底性的土地变革。
　　
　　均田制，朱翊钧干了快三十年了，还在还田打转，他都没有信心去均田。
　　
　　因为均田这件事，本身就需要一个极其强大的朝廷和精确的户籍统计，而农民军在动荡中，根本无力去统计丁口，流民实在是太多了，抛荒实在是太多了，战乱的时候，黄册、鱼鳞册等等，变化实在是太大了。
　　
　　更致命的是，基於乌合之众的特性，农民军中的部分，一旦获得权力，第一件事就是占田，而非均田。
　　
　　屠龙勇士在屠龙的过程中，往往会长出鳞片来，最终变成恶龙本身。
　　
　　兼并、抛荒、动荡、流寇、均田大旗高扬、轰轰烈烈的战争、过剩的人口被战争消耗、流民成为地主、兼并，如此循环往复、无休无止。
　　
　　推翻了一个王朝，建立一个新的王朝，好像是宿命一样，困扰了中国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。
　　
　　土地问题的解决，需要一个打破地主阶级并建立新分配制度的暴力机器，而农民军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预备役。
　　
　　「这一次次打着均田旗号的动乱，其实田土从未真正属於过农民，战乱时期做不到，鼎建之後，却又不肯做，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。」
　　
　　「陈准说，历朝历代的民乱，对土地，也就是生产资料的梳理、分配，都不如万历维新，他这一点说的不对，至少万历维新的清丈、还田、营庄，不如洪武年间的军屯卫所。」朱翊钧觉得陈准，对万历维新中的土地归属变化，评价有些太高了。
　　
　　最起码，万历维新不如洪武鼎建，军屯卫所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制度。
　　
　　乞丐皇帝已经离开，可是乞丐军仍然在守护着大明，大明九边的军屯卫所制度保存完整，仍然在保护着帝国。
　　
　　古今中外，哪个朝代建立了两百多年，还有如此多的忠义之士，为了大明前赴後继？
　　
　　到了亡国边缘的崇祯年间，朝廷依旧能够组织十几万的野战军，跟鞑清在松锦之战中，血肉磨坊一样作战。
　　
　　一个朝代，到了王朝中晚期，往往就打不了硬仗、大仗了，但大明可以。
　　
　　「臣觉得陈准说得对。」李佑恭反对陛下所言，作为内相，他认为陛下严重低估了清丈还田营庄，对历史进程推动的意义。
　　
　　「你又拍马屁。」朱翊钧笑了下，他想起了冯保。
　　
　　冯保总是说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，他没见过，陛下就是他能看得见的明君圣主，并且以此为理由，整天拍马屁，李佑恭和冯保在这方面有些相似了。
　　
　　李佑恭十分确信地说道：「侧重不同，陛下，军屯卫所是戎政，军事性质过於明显了，就是备战，元末乱世，群雄蜂起，逐鹿天下的时候，军屯卫所是最合适的，而眼下，还田营庄，就是对大明最合适的。」
　　
　　「脱离世势去说，两种制度的孰优孰劣，是关公战秦琼。」
　　
　　朱翊钧立刻来了兴致，准备和李佑恭辩一辩，他可是出了名的牙尖嘴利，很小的时候，就把那些士大夫骂得哑口无言，但他话到嘴边，却发现有点无法反驳。
　　
　　「啧，李大伴口才比冯大伴要好不少，朕说不过你。」朱翊钧笑着说道，李佑恭的意思是：当下合适的就是最好的。
　　
　　他不知道洪武皇帝有多伟大，他没见过，但陛下的圣明就在眼前。
　　
　　「这些还乡匪团，想抢朕的田，朕活着一天，他们就别想抢！」朱翊钧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甚至有点赌气，最近刑部又又又在严打，打的就是死灰复燃的一些还乡匪团，有个苗头就直接掐死。
　　
　　他干了近三十年才完成的事儿，还乡匪团想破坏他的还田营庄法？门儿都没有！
　　
　　第四，王寇之别。
　　
　　农民军的作战方式往往是流寇式运动，也就是通常语境下的「贼」。
　　
　　农民军多由底层游民、驿卒、矿工组成，与儒家知识阶层天然隔阂。
　　
　　农民军往往对稳定的制度缺乏向往，只是暴力旋涡的无限沉沦，对於制度建设缺乏经验、耐心与投入，所以才有了後元反贼这些狗东西的出现。
　　
　　以地主为代表的知识分子，往往宁愿投靠关外异族，也不轻易相信泥腿子政权。
　　
　　兖州孔府把老朱家叫做凤阳朱、暴发户。
　　
　　农民军的运动一直是贼的行径，而非鼎建为朝。
　　
　　一个王朝的覆灭，往往是从民乱开始，而最终夺天下的并非先起者，也就是朱元璋的一个理论：首倡必遣，殿兴有福。
　　
　　朱元璋的原话：天道恶先起者，而好後来者。
　　
　　元末群雄竞起，首乱者，如方国珍、张士诚辈，皆不数年而败。朕本无意於天下，而天时人事，势不容己，乃起兵。
　　
　　然观自古帝王之兴，必有先驱者为之驱除，天道後起者胜也。譬如人置器於地，先取者必先碎其手，而後取者乃全得之。
　　
　　陈准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，仔细论述了寇与王的区别。
　　
　　「那朕是寇还是王呢？」朱翊钧朱批了第四个原因，询问着李佑恭的意见。
　　
　　「陛下自然是王。」李佑恭对这个问题，没有任何的疑虑，陛下不是王，那天下就没有王了，陛下是王，那些势豪、富商巨贾、乡贤缙绅才是民贼。
　　
　　「朕当然是王！」
　　
　　第五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生产力不足。
　　
　　最根本的局限在於：在铁器牛耕的小农经济之下，社会总剩余极度有限。
　　
　　无论怎麽均，生产力本身没有质的飞跃，人均产出恒定，那麽均完之後，用不了两代人，三十年左右，土地兼并必然重启。
　　
　　任你制度设计再怎麽天花乱坠，时间一久，还是得恢复原样。没有水肥、没有驰道、
　　
　　没有铁马、没有培育种粮的宝歧司和农学院，万历维新的土地变革根本无法成功。
　　
　　没有生产力突破，任何农民政权最终都会被小农经济的铁律拉回原位：少数人掌权，多数人纳粮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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